即便到一线城市很多年，户口也早就转过来了，碰到有人问我是哪里人，还是会脱口而出：湖南人。看看身边很多人皆是如此，一桌饭席，最好的破冰形式便是问问老家哪里，然后谈谈当地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口味吃食，天南海北的人很快就热络起来，哪怕大家都已经在外多年，故土和口味，依然代表着最真实的部分，代表着彼此相知的第一步。更重要的是，主人家对点菜的尺度有了七分把握，给湖南人来个小炒肉或剁椒鱼头，给四川人来香辣虾、麻婆豆腐，给广东人点个白切鸡再加爽口的白灼青菜，挤挤挨挨一桌子，精华集聚，宾主尽欢，一顿饭下来，感情升温自不必说。
就像扶霞在《鱼翅与花椒》中的感叹：“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能体现`我吃故我在`这句话的国家了。”
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，剑桥大学的高材生，扶霞本应顺着一直以来的责任和期待，成为一名分析师或记者，然而一次中国留学，让她彻底放飞了自己，不仅进了烹饪学校学成一名川菜厨子，更能够不顾亲人朋友震惊的目光，将自家菜园子里蒸熟的菜虫直接放进嘴里。
从一位非典型性英国淑女，逐步过渡到编外四川人、典型中国胃，扶霞将人生最大的热情，全部献给了吃，也在难以抵抗的舌尖诱惑中，拥抱了真实的自我。
90年代初期，中国的大门缓步打开，留学生还是“稀有动物”，扶霞住在川大的“熊猫楼”（留学生宿舍）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舍友们一起感受着这个古老又新奇的国度，并逐渐沦陷在成都安逸闲适的生活中。她抛下自己的研究课题，一心沉浸在川菜的色香味中，鱼香茄子、担担面、凉拌鸡……校外小馆子里一道道香麻菜式让她流连忘返，她与菜市场的小摊小贩们聊天，钻进饭店的厨房学厨艺，结识各色厨师，只要听说有好吃的菜式，哪里都敢去，什么宴席都参加。
那个年代，西方对中国饮食的认识仅限于外卖的咕噜肉或者炒饭，要么就是“中国人什么都吃”的震惊与鄙视，同样中国人对西餐的认识也是单调、难吃，彼此认知的偏见根深蒂固。而扶霞却以勇敢、包容的态度，一步步放下英国人的食物禁忌，在反复的心理建设中开始尝试鹅肠、鸡下水，乃至最终借着酒劲吃上了成都名菜——兔头。
“我们吃的东西，代表了我们做人和自我认知非常核心的一部分。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也不是一件小事，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，让我免受未知事物的威胁。”
在许多英国人守着自己的传统食谱不愿意越雷池一步的时候，扶霞跟随自己的热爱不断深入中国美食的腹地，勇敢热情地给自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这扇大门后的天地，活色生香、烟火浓情，不仅挑逗味蕾，更挑动心弦！
从走街串巷的货郎小吃，到现杀现做的豆瓣鱼、红油鸡块，再到沸腾的火锅、热情的食客，温暖的四川人，扶霞在成都的生活味蕾生花、唇齿留香、快乐至极。
站在一个对什么都新奇的外国人角度，她用细腻敏锐的体验，将许多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美食中那渐渐难以觉察的美感挖掘出来，并从一道道美食自然而然的扩展到语言、文化的韵味：“原来爱情里的嫉妒叫做“吃醋”，生而为人所经历的疼痛与艰难叫做“吃苦”。在中国学习烹饪的语言，原来也是在学习人生的语言。”中国的饮食早已不知不觉地刻在文化的基因里，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对自我、对世界的认知。
怀着由衷的热爱，扶霞结束留学后又多次到中国常住，探访各地美食。然而改革开放大拆大建，几乎在一夜之间将她所熟悉的老成都夷为平地，拔地而起的高楼让她无所适从。传统遗失，人群浮躁，在越来越千篇一律的现代城市中，食物铺张浪费、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，野生动物被贪婪猎食至濒危。90年代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处于野蛮发展时代，富人、城市中产仿佛报复似的大吃大喝，以回应曾经的贫穷与匮乏。
困惑、反思，甚至想要逃离，直到行至扬州，扶霞在没有被过度开发的小城中找回中国式的古朴与优雅，理解中国几十年来经历的“吃饱”到“吃好”再到“吃巧”的历史进程，对中国美食的热爱又一如既往的蓬勃起来。
在这本《鱼翅与花椒》中，十多年不断深入的美食之旅，让扶霞这个异乡人不仅感受到了中国人藏在食物里的关爱与哲思，也深深的认同：传统的饮食和医药文化是中国文明中最灿烂的明珠，中国大众的传统饮食可以作为整个人类社会学习的范本!
多年探索之后，扶霞找到了心中最好的生活方式，正如在成都留学那一年，她在远离故土之后，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：“终于，我能够对自己承认，我是做不了什么社会经济分析师的，甚至也当不了一名真正的记者。我就是一个厨子。只有在厨房里切菜、揉面或者给汤调味的时候，我才能感受到完整的自我。”
在中国街头巷尾的烟火人间中，一个异乡人实现了对自我的皈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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