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郑棣青
题解：老虫，常熟方言，老鼠。面老虫，就是“面疙瘩”。
“知青”是我们国家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。以前有人说“青春无悔”，但有人指出那是生活得比较成功的人士或者不能独立思考者的言论，而大部分“知青”对那段生活不堪回首。但苦中也能作乐，艰苦对人生而言也是一种锤炼和磨砺。这里发几篇郑棣青老师对“知青”生活回忆的文章。
作者在欧洲
作者自序：小孙子年幼时常缠着我讲故事，从开始讲“小猫钓鱼”，到后来讲“草船借箭”。随着他年令和知识的增长，我所讲故事就越需复杂并有所寓意。有一次我讲起了我青年时下乡插队的经历。这可一发不可收拾，他老缠着我讲我过去经历的故事。我的思绪随之飘向我下乡插队的岁月，一段段深刻回忆恍若昨天……
下乡插队说是要过二关，即劳动关和生活关。劳动即干农活，一般的农活技术性不强，主要靠精神与力气。而自己做饭，填饱肚子才是生存并产生劳动能量的根本。这对于当时十八岁，在家饭来张口、衣来伸衣的我来说，实在是一种锻炼与考验。队长阿巧安排我在一些较殷实的人家吃了几天现成饭，之后，我便要开始自己做饭了。
当时农村以稻、麦柴为燃料，在砖砌的灶头上烧饭。大队妇女主任五婶娘是个心直口快，热情爽朗的中年妇女。她很关心我的生活，叫隔壁的大妹来教我烧饭。其实烧土灶我小时候去农村祖母家时也见过，一把稻柴一扭，弯个圈打个结，这样柴把蓬松，容易着火。再把柴把下用木棒掏空，火就旺了。
然而碰到下雨，柴草一潮，烧火便不那么方便了。
农谚云：“食多屎多，烂稻柴灰多”，虽主要说的不是稻草，但也形容潮稻柴的难烧：烟多灰多，火力不旺，还常熄火；更麻烦的是还要一边灶塘烧火，一边灶上烧菜，一个柴把烧不了一分钟，灶上灶下，实在来不及应付。
记得有天下雨停工，闲在家没事干，我就想做些面脚板（常熟话，面片）改善一下生活。我和好面，锅边放着一块小砧板，学着以前母亲的样子，用刀把面团往锅里切薄片。还没切几片，灶塘火就灭了；刚燃上火，又去切面……
正手忙脚乱，大妹来了。大妹是小队贫协主任的大女儿，梳着两个大辫子，眼晴扑闪扑闪的，但只读了二年书，不善言辞，但单纯淳淑。她见我忙乱，就很热情地说：
“我来给你切，你烧火。”
我两个柴把还沒烧完，她就说：
“切好了!”
等我盛上准备品尝美味时，发现那面片足有半公分厚。我在城里时，母亲常说，切面片越薄越好。这么厚的面片我是第一次吃到。那时张桥都是自己擀面，再切成面条或馄饨皮子。有一次大妹端我吃一碗她家自制的馄饨，那皮子之厚我从沒见过，一碗馄饨也没几个。
后来我出门多了，才知道北方和本地的一些农村都喜欢皮子厚实，面条粗壮，这样有嚼劲。这和江南、特别是城市的细面条和皱纱馄饨相比，虽然口感味道相形见绌，但其制作快速和下肚耐饥的功能却是明显的。我想，这或许也是大部分北方人和农村人比我们更身强力壮的原因所在吧？
我们下乡时田间已是稻浪飘香，金*一片，所以较为轻松的日子没过多久，秋收农忙便开始了。
艰苦来得突然，割稻、挑稻、坌田、细土、种麦，最后轧稻。我所在生产队亩稻田，五、六十个劳动力（包括弱劳力与半劳力），要完成这些工作，劳动强度可想而知。每天起早贪黑，腰攀背折（常熟话，形容疲惫之极）。而最头疼的还是一日三餐得自己做。
每天凌晨我还在睡梦中，远处隐隐传来了哨子声。村东头队长阿巧的哨声响了，哨声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。我住在小队仓库房里，正好位于村子中央。一会儿，又听见陆陆续续的脚步声和说话声，似有人在我的枕边走过。人们陆续出工了。随后又听见阿巧大声呼唤，“快出工了，快出工了，东田头割稻啦！”我揉揉惺忪的双眼，披上一件旧棉袄，在墙角拿了一把镰刀就匆出门了。
抬头望去，月挂柳梢，繁星满天。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人群，来到地头，就开始割稻。过了很久，东方才露鱼肚白，渐渐有了红晕——太阳出来了。我想起小时候父亲带我在长江边看日出的情景，那是多么美妙和激动人心的时刻啊！而现在很是疲乏，我抬起头，直直腰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湿润的散发着泥土清香的空气。眼前“美景”依旧，却已司空见惯，无暇观赏了。旁边的伙伴已割前了一段，把我抛在后面，我赶紧弯腰割稻——我总不能老当“尾巴”吧……
又过了一会儿，阿巧一声哨响，村民们（当时称社员们）收工了。然而最难熬的是肚子饿。晚上吃了稀饭，早上干了二个多小时农活，一般人家留有老人烧粥，回去就可以吃早饭，而我回到小屋还是冷锅冷灶。抓些米，放上水，在土灶上烧粥。米粒还未涨开，我就迫不及待地喝上了。
一般早饭和午饭休息不足一小时，我又要淘米、洗菜加上烧熟吃下肚子，实在有些来不及，因此吃夾生饭是经常的事。
我们那时是以小队为结算单位的大寨式记工法，其实就是计时分配制。每天记十分，早工加一分，夜工加二分。男劳力十成，劳动一天即十分，女劳力八点五成，即劳动一天八点五分。我跟女劳力。当时我生产队分红每工在七到八毛之间，就是说一个早工我所能挣的也就几分钱。
当时物价水平虽低，但物资匮乏，一般啥都买不到。一个早工所挣的钱，在黑市上还买不到一个鸡蛋。所谓黑市，即国家市场外的地下市场，跟村民的私下交易。这收人与付出的劳力相比，真是得不偿失的。但我们当时是满脑子是纯粹的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和“劳动改造旧思想”的正统观念，谁都没有偷懒或缺工，甚至沒有这种想法的萌芽。
城里的母亲知道了我的窘境，设法寄来了油渣、咸菜、草头（苜蓿）干和菜干。油渣是猪肥肉边皮榨干油后的肉渣，母亲托人开后门才买到的，这东西好保存，每天撕二块以作荤菜。母亲还带信让我早上做面老虫吃。我一听，茅塞顿开。当时新米未起，国家拨每位知青几十斤大米。我拿大米去队长家换了些面粉，早晨便吃面老虫。瓢些面粉，放上水，拿筷子一搅，快速把碗微侧，筷子碗边一剜，一块块就下锅了。再拿水碗里一搅，连水带糊一块倒入锅中，最后放些咸菜，烧透就能吃了。简单、便捷，味道还真好，所以后来成为我插队其间早饭的首选。
近年来我寓居北京，有时上饭馆，还真有面疙瘩汤。当然佐料多了，面疙瘩小了，汤里还有蕃茄、虾米、香菇末、莼菜、香菜等等。我年幼的小孙孙每去必点。每当此时，小孙常问我：
“爷爷，爷爷！这面疙瘩比你做的如何？”
“这个好，这个好！”
我应付着。我当时只有盐和一点定量的菜油，沒有其它佐料，当地农民皆是如此，酱油只有厨师办酒时才用。
现在，人们也许不相信，当时全队一半以上人家是超支的。所谓超支，就是一年干活所分的钱，不够买粮食和柴草。也就是说年底分红，一年干到头不但分不到一分钱，还倒欠队里。沒盐咋办，写个申请，问队里借几元钱去买盐装上一坛，吃上一年半载。
午饭吃米饭，晚饭喝泡粥，时有好心村民送些青菜萝卜。但更多时候沒有，我只能饭上蒸一碗草头干或菜干。
一天收工，天已全黑。回到小屋，见门前有几棵青菜，又是好心的村民给我送来的。我大喜，拿出两棵，到河边匆匆一洗，回家切碎，倒入铁锅。锅里还有些剩饭，我倒上水，又撕了两块油渣就烧起来。一会儿热气腾腾，米香、菜香和肉香游溢着小屋。
我洗了把脸，美滋滋的打开锅盖，盛了一大碗，见锅底还剩一些，心想，今天可饱餐一顿了。我把粥端上小桌，大妹刚好路过我门口，进来问：
“吃的啥呀？”
话音未落，又惊叫声：
“呀！你粥里放的啥呀？”
我把桌上的油灯挑亮一些，低头仔细一看，只是粥面上绿糊糊的一层！啥呀？我心中一楞，也不知所以然！
“该不会是蚜虫吧！”
大妹见我门口有两棵青菜，捡过来放近油灯一看，果然青菜叶片背面满是蚜虫。
“你可怎么吃呀？”
她惊讶地问。
我一下明白了，黑暗中我沒把菜洗干净，粥上浮着的一层是蚜虫！倒掉？重烧？还是吃下？迟疑了不到三秒钟，我立马选择了后者。说是沒有一点恶心，那是假话。肚子实在太饿了，要生米重烧，实在是等不及了。
“吃呀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是最勇敢吗？”我故作轻松地说。我用筷子把菜粥和蚜虫搅匀，尝一口，味道也沒啥特别异样。我边吃边说：
“这蚜虫不也是蛋白质吗？加上青菜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，实在太好了！”
我又加上几滴菜油，还真是香气扑鼻，食欲大增！一大碗粥一扫而光，又把锅里的刮光，一点汤水都沒剩。
大妹似懂非懂地听着，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如此的狼舌虎咽，笑了。但我看得出，她笑得很勉强……
后来我回城，特别是改革开放后，曾吃过东南亚美食——辣椒炒蚂蚁，吃过山东名菜——油炒蝎子，吃过成都佳肴——香辣蚕蛹。每当此时，我常想起我首创的张桥蚜虫粥。
古人有言：“饥不择食，”“饥饿是最好的美食。”这蚜虫粥又没有任何佐料，放在今天，还真不知道是啥滋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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