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最后一个周末，我和胡同学带着家人，驾车前往保山施甸野鸭湖游玩。路过三块石水库，胡同学说起知青年代，他在这里推车筑坝，我从知青户返城上大学，在这里话别后不久，他也参军入伍离开了知青户。一时兴起，我们临时决定去旧城坝看一看，找一找当年插队的感觉，就当是告别知青40周年纪念。
沿着省道施孟公路，一路向南、一路念想、一路笑谈，野鸭湖、河尾电站、高涧槽新街匆匆掠过。一拐弯，停车观景台旁，我们在这里拍照，寻找当年往返上下走过的小道。凭栏远望，还是那片白茫茫的云海，给旧城坝蒙上了岁月的面纱。蜿蜒下山，来到勐波罗河畔，坝罩缓缓消解。驶离施孟公路往南，云开雾散，旧城坝揭开了昔日的面纱，悠悠往事，清晰重现。
一
年我高中毕业，本可以按政策留在父母身边，但不下乡就意味着“留在城里吃闲饭”，既没有招工机会，也没有升学可能，这无论如何不可接受。于是，我说服父母，收拾行装，八月中旬下旧城，到空竹林生产队插队落户。
相对“老三届”而言，我属于“新三届”，是上山下乡运动最后三届（-）知青之一。所谓“新”就新在：系统集中安置、同社队挂钩、负责到底。全县卫生系统知青八人，属于挂钩旧城的新开户。卫生局委托当地卫生所，早早就与公社和生产队取得联系，确定了公房为临时住所，规划了新知青户建房用地，指派了带队干部，将知青生活的方方面面，都安排得妥妥当当。
下乡当天，天气晴朗，县城欢送，社队迎接，气氛热烈。怀着兴奋又激动、迷茫又忐忑的心情，在村民怜悯眼光和村小学生簇拥下，我们来到了公房大院。院里是晒谷场和篮球场，东西两边有围墙，南北两面是楼房。带队干部住北楼，楼下就是小学堂。女生住在南楼上，楼下空空荡荡可堆粮。南楼东头有偏厦，搭建了灶台、猪圈，备好了柴火、蔬菜和锅碗瓢盆，有大叔大婶正在忙活着给大伙做饭。围着三四张方桌，就着水果、瓜子和热茶，县社队户各方代表简短讲话。热热闹闹地吃过欢迎晚餐，依依不舍地送别客人和亲人。
公房大门向北开，出门右边是公厕和一大片集体菜地，左边是北楼下两间小学教室，男生占据一间作了宿舍。每人都配备桌椅、木床等家具和镰刀砍刀、锄头扁担等劳动工具，甚至饭盒口缸、水壶马灯也一应俱全。大院西北角是十字路口，一沟溪水西面来，在路口竹槽叠水处（取水口）拐弯，向北面村口潺潺流去。父亲再次向我挥手，然后转身随溪流远去。他作为卫生局代表，是极少数公私兼顾，送子女下乡的家长之一。父亲亲手帮我铺床、挂蚊帐，千叮咛万嘱咐不要被蚊虫叮咬得了疟疾，因为我对“奎宁”有溶血反应，得了疟疾就不可能治好。刚刚告别时，他再次提起又眼眶湿润。看着父亲背影消失在村口，我双眼模糊，开始理解父母心。
晚饭后，民兵队长招来十来个青年男女，要和知青来一场混合篮球赛。对方三男袒胸露背、赤脚上场，还有两女丰满结实、俏皮开朗。我方三男两女，身着球衣球鞋，动作也漂亮。但对方不知疲倦地奔跑，我方轮番上阵忙应付，终不敌对手，相约改日再来。从那天起，我们也成为民兵，大家互报家门，场上场下交流，彼此成为朋友。一番洗漱过后，带队干部“颜叔”，一位雷厉风行的转业卫生老兵，就召集开会。
我们——武肖李潘四女、陆胡段张四男，围着饭桌，点亮马灯，先听颜叔充满自信地“就职演说”。接着，他让大家来个自我介绍。然后，讨论上山砍柴、买米备菜、管钱管账、轮流做饭、饲养架子猪等等生活安排。颜叔再次强调纪律，每月最低出工天数规定，队社县三级请假制度，不准串知青户等等。最后，女户长提议，大家来吹口琴，人人响应。每人来一曲，大家合一曲，那悠扬的口琴声，穿过空旷的晒谷场夜空，把我们八颗星星牢牢地黏合在一起。
那一晚，在蒸笼般的蚊帐里，我们精赤胳膊，不停地扇动蒲扇，身下凉席一摊汗渍，枕着杂七杂八的思绪，辗转反侧到下半夜，才迷迷糊糊地睡去。
二
插队第一课，就是了解队情。吃过早饭，似有大雾一般，百米开外看不清人影。队长带着我们出村向西，穿过一片秧田，边往箐沟深处走，边介绍生产队情况。旧城，古称勐波罗，因森林茂密、野兽出没、瘴气弥漫，只有傣族居住。随着移民增加和不断开发，形成主产甘蔗、蔬菜、热带水果、两季水稻的富饶之地。空竹林生产队，就是海拔多米的空竹林村先民，逐步向海拔多米的旧城坝开发，最后落脚在老城子高台（高起30多米），形成山上山下两头住的生产队，其他汉族队也大致如此。
我们沿着溪水忽左忽右缓慢爬升，两侧树木遮天蔽日，不时可见河水冲下的枯枝败叶，以及路边的牛屎马粪。队长说：“这条长流水，就是灌田浇地的水，也是我们人吃的水。”转身看去，刚刚踩动过河石块，搅起的浑水还没散去，我们面面相觑，一脸愕然。离开沟箐，走上蜿蜒崎岖的山路，眼前似雨似雾白茫茫一片，衣服里外都是湿漉漉的。攀上山脊，头顶是暖暖的阳光，回望山下，一片茫茫云海填满山谷，犹如仙境。队长说：“那叫坝罩，正午才会散，坝罩越厚太阳越辣。”他接着说：“前面就是芒别大队部，我们去向大队长报到，喝喝茶、歇歇脚、落落汗再走，不要得了感冒。”想不到杨队长，右手一直揣在衣兜里，满嘴“端哪家碗，就要服哪家管”，也有粗中带细、温情可人的一面。据说，他年轻时到河里炸鱼出事，失去一掌一眼，但农活样样拿手，是远近闻名的能干队长。
离开芒别村，继续沿着山脊往上走。松涛呼啸，来时嫌穿得多，此时嫌穿得少，禁不住地打冷颤，我们脚不停步，向着山顶下的密林深处奔去。小山村掩隐在一丛丛竹林之中，除龙竹、金竹外，绝大多数是空竹，可见空竹林生产队名副其实。还未进村，“吱哩—哗啦—砰！”水碓舂米声此起彼伏。队长带着我们一家一户穿行，介绍哪家姓张、哪家姓李，哪家是地主、哪家是贫农。住家有人，出门打招呼的，都是些住不惯热地方的老翁老妇。
我们在队长家歇脚、喝茶、吃晌午饭，听队长如数家珍，讲队里的人口、牲畜、机械、副业等等。队长不无骄傲地说：“我们队十个工分分七八毛钱，虽然比不过傣族队的一块多，但比其他地方一二毛、三四毛要高得多，日子比县城农民还好过。”队长还说，山上活少，只种些茶叶、包谷、洋芋之类。有活干时，社员都是头天晚上或是天不亮就上山，干完活就歇在山上。说我们上山干活不方便，可以不干山上的活。还对我们男生说，第一次干活就跟着妇女队去薅秧，习惯了再跟男社员一起干。稍事休息，告别队长，我们出门下山。
下山比上山轻快，形成段张同学在前，我和胡同学据中，颜叔和女同学在后的格局，而且距离越拉越大。阳光下，漫山遍野郁郁葱葱，并没有秋天的萧瑟。山脚梯田层层一片绿油油的秧苗，只勐波罗河水是浑的，并不是想象中玉带般的颜色。我和胡同学，边走边谈论队长的“阶级教育”。据说，卫生局与生产队商量知青插队时，因我家庭成分高，队长不接受。我只当是队里不愿意安置知青户的托词，现在看来，传言倒像是真的。胡同学的安慰，其实多余，我早已习惯，学会了顺其自然，甚至拿那些跟父姓又改随母姓的同学开玩笑，调侃他们：变身大魔术，家庭阶级调和，地主和贫农坐一条板凳。队长的话，我并不在意，相反更有信心，去迎接挑战。
三
知青生活，无外乎出工、做饭、找乐子三件大事。相较而言，出工最简单，做饭最难，找乐子根据个性，各有各的故事。
我们习惯劳动不怕苦，从上学起就各种学农支农、农场劳动，所以出工简单。但有一点不同，生产队劳动叫“挣工分”，关乎下一年的口粮和吃穿用度。全劳力每天男十分女八分，具体到每个人挣多少工分，需要大家评议。其他队是半年一年评一次，我们队是每天一评，叫“大寨式工分”。比如，第一天参加妇女队去薅秧，妇女们把女同学插开，左右各帮一把，唏唏唰唰往前薅。我们男生一堆，被远远甩在后边，四脚四手往前爬，惹来阵阵笑声。你要认真薅吧，干不过女人，你要加速度吧，那大嫂指着你薅起的稀疏杂草，笑着说：“你们不是在薅秧，是在搅浑水！”一天下来，腰酸背痛不说，收工时大家评，只得五六分。看来男生不受欢迎，我们也忍无可忍改换门庭，和男人们一起出工。
男人们干活不一样，比如修梯田田埂，窑上出瓦、挑土基，到老糖厂担蔗渣沤肥等，我们每天可评上七八分。妇女干活，只有吃晌午饭时休息。男人干活，上午下午还各有一次“烟稍”，说是过烟瘾，其实是休息。于是，我们也买来烟丝烟包打火机，学着卷“喇叭烟”，吞云吐雾上瘾。最奇葩出猪圈粪，见人十五分合计，一担挑两百多斤的能挣二三十分，我们一担挑一百多斤的每天挣十来分，出工和收工体重差能达到十来斤，可见劳动强度之大。当然，也有男女同工的情形，比如打甘蔗叶。蔗林里的热、全身上下的痒、汗水浸着划破伤口的辣疼，真正是谁干谁怕干的活。又比如，下大雨时抢修水毁沟渠道路；收割晚稻、斛桶（原始打谷桶）脱粒、装筐上手扶拖拉机等等，这些活又是记评分小组事后评分。
还有一种活，是大队或公社抽，生产队男女好赖搭配派，出义务工或以工代赈项目。比如，我们队二十多人组成青年突击队，其中有我们知青四人，我还是突击队长。按上级安排，到李来村开山修公路（旧城—打黑），接着又在大队内搞坡改梯、修机耕田等等。期间，队里按全劳力计工分，人称“泡工分”。我们出门在外，煮锣锅饭，人挤人借宿打地铺，中秋节也在工地度过，“泡工分”也不是好挣的。
做饭，尤其做这么多人的饭，对全体知青来说都是考验，比出工干活还难。我们五天一街天一换，女户长带头第一，男副户长我第二，男女交叉四十天一轮。轮到谁做饭，天不亮你就要起床生火，淘米做菜。大家吃过早饭，带上晌午盒饭（剩菜加咸菜）出工，你就得收拾喂猪。中午，你要带上镰刀箩筐去打猪草，将猪菜剁碎、和上谷糠米汤下锅煮熟，备好三顿的量。喂完猪，就差不多又该做晚饭了。遇上雨天，点着马灯收拾过晚饭，你还得担满水缸水桶，第二天浑水澄清，才有得清水做饭。柴火不燃，用吹火筒猛吹，烟熏刺鼻呛口，眼泪鼻涕齐流，那才叫一个吃苦受罪。
对女生来说，做一顿早饭，相当于十七八人份的量，连筲箕、木甑子都抬不动。自然地，形成两两一组，相互帮厨的习惯。无论男女，轮到那有点啥的同学做饭，没人愿意相帮，我和胡同学也会顶上，不帮就得吃或咸或淡夹生饭。所以，生活上的琐事，颜叔总和我俩商量，诸如集体采购、磨黄豆做豆腐、揣豆腐肠等等，几乎都是我和胡同学牵头来做。好在队里的菜园子就在隔壁，葱姜大蒜、瓜豆青菜方便，街天备菜不足时，就临时称来补上，在年终分红时从工分里扣除。下乡第一年，国家每人每月定量三十斤粮、八块钱补助、副食凭票供应，虽有清汤寡水咽饭时，但知青过的日子，还是比当地老乡强。
四个月后，知青户搬迁村口大榕树下新瓦房。颜叔和队里商量，修条小路下高台，在老勐河滩上划块菜地。我们自己动手，住房和菜地都用夯土筑起围墙，使知青户真正成为居家过日子的模样。
四
年轻人自有找乐子天性，乡下生活虽然单调，但知青生活并不枯燥。村里小伙来访，下下棋、打打牌；去老乡家串串门，火塘边喝喝烤茶，听老人讲讲掌故；打打篮球，吹吹口琴，吼两嗓子样板戏，这些都是乐趣，还能消疲劳烦恼。
那时，“文革”前一批老电影解禁，旧城糖厂建设工地不时会放广场电影。印象最深《刘三姐》，男女老少齐观看，电影散场深夜返，南腔北调山歌唱。当地男女热情绽放，“对歌”传统“死灰复燃”，连老男人撩妹，对情歌对上自家婆娘的蠢事，也拿出来讲。“噢—回回儿—！”高亢的男女对歌开头结尾声，会在收工路上回响，不过中间唱什么，我们一句没听出来。
高考是知青的新话题，下乡时已有恢复高考传言。作为应届生，我们也带了高中教材，将信将疑偶尔复习。当恢复高考决定正式公布，离考期只剩一个多月时间，而且十几届毕业生一起考，绝大多数同学打了退堂。我动员胡同学和我一起复习报考。据说个别老知青，以病假名义到外地参加高考辅导复习。限于条件和纪律，我和胡同学只能利用家里寄来的零星油印资料，开启了熬夜模式。点着马灯，躲进蚊帐，坐着看、躺着看，有时灯还亮着就梦周公了。那年在姚关考点的高考经历，让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“无能为力”。不用说，七七年应届考生全军覆没，七八年高考也只我一人考上高校。这又要从我当“代课教师”说起。
年春节前后，知青户第一次杀年猪。我们请队干部和帮忙老乡美餐一顿，七脚八手腌火腿、揣豆腐肠、腌鲊排骨、腌萝卜丝。那时条件艰苦，也没什么节日气氛，像春节这样的大日子，哪天杀年猪、哪天就是过年了，腌腌辣辣吃一年，对每家每户都重要。在闲工那几天，施甸中学领导亲自到生产队联系，说是我的班主任也是数学老师推荐，让我到施甸中学代课，队里（有收入）记工分，学校发补助。我很意外，也很感激，暗自下定决心，不给李老师丢脸。
离开知青户，暂时到施甸中学代课，担任高一两个班数学教师。教材还是那本省编课本，当年李老师教得好，我的兴趣所在，自认为学得扎实。我认真备课，想不通的就向老师请教；上课像李老师一样，侧着身边讲边写不看教案；批改作业发现问题，晚自习集中讲解、个别辅导；给出完整习题解答，供学生笔记研习，很快就赢得学生信任。那时，全民读书热潮，大报上也经常刊登一些代数、几何题，学生常常会拿来问。好在我事先有请教老师，做好了充分准备，很多看似刁钻的问题，也能轻松应对。数学组讨论单元、期中或期末考题时，有老师会指着某题说：“这题，你怕也不会做？”我现场作答，并不考虑其他，结果全对。也有后怕，担心出现尴尬，给李老师脸上抹黑。一晃四个月，就在繁忙地教学和紧张地复习中度过。
七八年高考，教育部统一命题，考前填报志愿，我清一色填报了数学专业。看着各科考试大纲，知道自己欠缺太多，学校不组织考前辅导，复习资料也很有限。几乎所有业余时间，我都在看书、做题、记忆要点，但考前考后也没有底气说“一定考上”。一线生机出现，接到了体检通知，我和一位“老三届”、两位应届生，全县仅四人初选上线，全理科全男生。这样的结果，给学校和教育部门很大刺激，改变在所难免。
五
新学年开学，原先所教的班升高二，开始分快慢班，全部由老教师任教，后来又接收复读生插班，全县抽调骨干教师。没有录取通知，我接高一新生班，继续代课教师，并且定下心来，以图明年再考。但想要时不来，不想时却有，我的录取通知：专科、师范、化学专业。去或不去？两难！
收到录取通知书，面对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，父母要我珍惜机会，老师劝我慎重决定。知青办领导也到家里做工作，告知政策和利害：去，所有人高兴；不去，三年内不得报考，三年内不得招工。我心有不甘，想破釜沉舟，背水再战。但和一位“老三届”知青朋友交谈，使我拿定了主意。他连发三问：“你现在的复习状态，能考得过应届生吗？”我：“不一定。”他：“你下乡一年多，只干了半年活，算是知青吗？”我：“经历相似，个体差异，本质一样。”他：“你高中毕业教高中，称得上老师吗？”我：“称得上师兄，代师傅教徒弟，这叫能者为师。”见我若有所悟、犹犹豫豫，他最后劝说道：“别再蹉跎岁月了，拿上通知书，好好去读书，名正言顺当老师，不是挺好吗?”想通了关键，说服了自己，我就成为同届第一个离开的插队知青。
“嘀—嘀—！”汽车喇叭声，把我从回忆拉回现实。进入旧城主街闹市，以傣家风味饵丝代替午饭，我们匆匆到老街子寻访。街东头大榕树旁，昔日热闹今荒凉，只有几幢老房子似曾相识。我不由得想起同班杨同学，他插队的老由旺知青户就在附近。遥想当年，我和胡杨三人，可互谈家事隐私，赶街相遇调侃，同学有事相帮，抵足而眠话理想。我禁不住感叹：时光流似箭，天道曲如弓；难得真朋友，且行且珍惜！
走出老街子上车，迫不及待地驶过老勐河，拐进之字形水泥路上老城子高台。我们在村口大榕树下停车，到当年十字路口公房探访，找见小路下河滩察看。知青小院已不复存在，农家土坯房也所剩无几，别墅状小楼却比比皆是。不经意间，人老天未老，物非人亦非。原本还有担心，逢人就要打招呼的情境，叫不上官名小名的尴尬，都没有出现。我们像四个过路的陌生人，悄悄地东张西望，只是偶尔路过一个曾经叫空竹林生产队的村庄。
知青时代已一去不复返，但对知青生活的回忆，并不能从我们心中抹去。在勐波罗河畔，我们留下了青春的影子，打下了吃苦耐劳的基础，学会了在各种环境下生存，磨砺了解决复杂难题的意志，那是一段永生难忘的岁月啊！
文：陆松图：俞匀